乔治贝克莱

1724年，乔纳森斯威夫特教长致信爱尔兰总督卡特雷特勋爵（Lord Carteret），恳请这位老友动用人脉，支持哲学家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远赴美洲殖民地兴办教育的“百慕大计划”（Bermuda Project）。斯威夫特比贝克莱年长十八岁，二人既是中学校友，又是大学校友，且同为热心公益的英国圣公会信徒。据研究，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对“大人国”和“小人国”的描写很大程度上受到贝克莱的启迪——后者在他的首部哲学著作《视觉新论》（An Essay Toward a New Theory of Vision，1709）中，对于视觉对象大小的相对性进行了详细论述。在信中，斯威夫特高度评价贝克莱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宗教虔诚，盛赞他“在面对金钱、头衔和权力的诱惑时，绝对是真正的哲学家”。与此同时，这位“真正的哲学家”也是一流的行动家，他将哲学视为一种反思性的实践，并坚信这种反思性实践必将有益于改善人类生活。

贝克莱前往美洲的决定相当出人意料。这位才华横溢的都柏林三一学院研究员以《人类知识原理》一书知名当世，新近被任命为德里（Derry）的教长——德里被视为英国最富有的教区，年俸一千五百英镑。不久，他和爱尔兰大法官之女成婚，家庭生活其乐融融。在绝大部分人看来，这位教长年富力强（时年四十岁），既不乏学术声望，又拥有教会美差，完全有理由展望一个岁月静好、美满安宁的未来，而不是以身涉险去往当时被视为蛮夷之地的新大陆。但贝克莱本人并不作如斯之想。在他看来，教会的任命或许只是“实现另一个目的的一种手段”——在不列颠帝国生死存亡之际，一个富裕而安逸的教区于他而言，与其说是一个停泊休憩之地，不如说是一个启程的港口。

1720年，贝克莱自欧洲游历（Grand Tour）返回英国，发现举国深陷于南海泡沫的泥潭。从某个方面看，南海泡沫恰好印证了他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理论：被感知的就是真实——股票有价值只是因为人们认为它有价值，而当这种观念瞬间改变时，股票就会立刻身价大跌。在《论预防英国毁灭》（“An Essay towards Preventing the Ruin of Great Britain”）一文中，贝克莱首先表达了他对英国宗教和美德衰落的忧虑：南海泡沫破裂后，民众财富大幅缩水，政府信誉一落千丈。同时，金融危机也给英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系统性风险：阶级矛盾加剧，私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所有正常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都已被扭曲，几近崩盘。紧接着，贝克莱详细阐述道，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我们所处腐败堕落时代”的表面症状：事实上，“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为一场大灾难做准备。邪恶和丑行在我们中间逐渐盛行……我们嘲笑公共精神，我们对法律和宗教缺乏尊重。英国人过去是谦谦君子，如今我们不再为自己的罪恶感到羞愧，相反却为自己的美德感到羞耻”。一言以蔽之，贝克莱总结道，其他国家或民族在历史上也曾作恶累累，但从根本上说，“我们是人类历史上首个奉行作恶原则的国家”。

《论预防英国毁灭》发表一年后，随着对殖民地了解的深入，贝克莱的海外教育计划开始成形。在写给好友珀西瓦尔勋爵（Lord Percival，时任爱尔兰枢密院成员兼英国议员）的信中，贝克莱一方面表明自己对时局深感失望：帝国内部党争激烈，政治腐败，民众贪婪，工业革命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亦威胁和破坏了传统文化和道德，种种因素表明帝国的基业正无可避免地走向没落；一方面又透露他寄希望于美洲殖民地，“在我们西部种植园中改革英国人的风俗习惯，以及在美洲土著居民中传播福音，是两件大事，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在西印度群岛的某个地方建立一所大学或神学院”。贝克莱告知友人，经过调研，他决定前往“百慕大岛度过余生。我相信上帝会保佑我，我会成为造福人类的微不足道的工具”。

在呈报政府的项目计划书中，贝克莱列举了百慕大的区位优势：民风淳朴，气候宜人，土地肥沃，等等。更重要的是，由于岛屿远离大陆，百慕大得以逃脱现代商业社会种种弊病的侵害。在此地打造西方文明示范区，犹如在白板上作画，能收事半功倍之奇效。鉴于法国和西班牙天主教势力在美洲的肆虐，贝克莱向国王乔治一世进言，“百慕大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关乎“英国王室、国家和教会的荣誉”，因此他迫切希望得到国王和议会的支持——去创建一个新世界模范社区，拯救岌岌可危的基督教新教，并以此捍卫西方文明的光荣传统。

1725年，“百慕大计划”获批。乔治一世为筹建的百慕大圣保罗学院颁发正式宪章——学院的官方印章上刻有一座灯塔，意指为向慕教化的印第安人（以及黑人）指引人生前程。国王本人慨然允诺每年从加勒比海圣基茨岛的土地收益中拿出一千英镑，议会也承诺从公共预算中拿出两万英镑，共同扶持这一重大项目。成功立项后，贝克莱备受鼓舞。在诗作《论在美洲传播艺术与学问的前景》（“On the Prospect of Planting Arts and Learning in America”）中，贝克莱哀叹一个正在衰败的欧洲已“失去活力、不再年轻”，现在将被迫让位于一个“更加美好的时代”，如此欧洲文明方能得以重生——在贝克莱眼中，美洲无疑即是那片“自然引导，美德统治”的魔法森林。作为谙熟历史的预言家，贝克莱指出“帝国的出路在西方”，在那里，随着一个崭新帝国的崛起，“人类历史上另一个黄金时代即将来临”——正如该诗的最后一段所言：“通往西部的帝国之路，前四幕已经结束；第五幕才是剧终之处，并将以最为壮丽的功绩谢幕。”据考证，诗中的前四幕隐喻同时代法国启蒙哲人伏尔泰所谓人类创造力和自由臻于顶峰的四个历史时期，即希腊伯里克利时代、罗马奥古斯都时代、佛罗伦萨美第奇时代和法国路易十四时代。贝克莱将美国的未来视为新型欧洲文明发展的辉煌时代，从而也益发强化了他投身殖民地道德文化建设的坚定信念。

不过，令贝克莱感到遗憾的是，由于“百慕大计划”和政府既定的佐治亚殖民计划相抵触，很快政府便以“难以兼顾”为借口搁置了这一项目。1727年，乔治一世驾崩，继位的乔治二世处处与老国王作对，在拨款问题上也不例外。贝克莱计无所出，只得发动亲友，向社会各界募捐。感佩贝克莱教长的为人[诗人蒲柏赞誉他是“当世道德完满之人”，曾将自己首部长篇诗作《温莎森林》（Windsor Forest）抄送教长，以示敬意]，与之交好的文化名人艾迪生及“涂鸦社”成员（斯威夫特、约翰盖伊）等率先垂范，英国各界人士纷纷慷慨解囊，在短时间内共募集三千英镑，令贝克莱信心大增。1728年初，斯威夫特和贝克莱共同的好友海斯特（Hester Johnson）小姐不幸离世，临终前她立下遗嘱，将自己两千英镑的遗产赠给贝克莱。贝克莱坚信，这笔意外之财是神助的征兆（Providence），表明美洲之行是上帝指派他完成的神圣使命。

1728年8月，贝克莱率领新婚妻子及志同道合的四位艺术家朋友（两位音乐家、两位美术家）踏上前往美洲殖民地的征程，只不过此行的目的地已由百慕大改为罗德岛。理由很简单，根据熟悉殖民地状况的友人亨利纽曼（Henry Newman，哈佛图书管理员）的看法，百慕大居民显得清瘦健康，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东西可吃（除了洋葱和卷心菜）；百慕大空气清新，因为那里时常被风暴和飓风席卷；百慕大岛上建筑貌似坚固，无非缘于当地地质灾害频发。更要命的是，百慕大岛上根本没有印第安人，而若要说服内陆的印第安酋长移民，恐怕唯有采取绑架手段——据说酋长的答复是，“除非你们派遣同样数量的年轻人和我们的部落成员一起学习有用的东西，比如狩猎、追踪和钓鱼，否则我为什么要差遣我的年轻人去学习你们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综上，百慕大显然并非宜居之地，亦非开展海外教育的理想场所。作为备选方案，纽曼建议的落脚点是罗德岛的纽波特（Newport）。

罗德岛是北美清教神学家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遭马萨诸塞当局驱逐后创建的殖民地。威廉斯反对清教政教合一政体，主张宗教宽容，贝克莱对此极为认同。作为美洲殖民地海外贸易枢纽和重要港口，纽波特与邻近的波士顿和纽约齐名——海外贸易使之与欧洲世界紧密相连，使得国外的先进思想和文化观念能够毫不费力地在当地登陆并迅速传播。而令贝克莱尤为高兴的是，纽波特宗教氛围浓郁，文教事业发达，作为访客的他与地方名流相与论文，切磋学问，感觉与在都柏林和伦敦一样开怀舒心。

贝克莱在纽波特的米德尔敦（Middletown）农场置地，自行设计、自行建造居所，名为白厅（Whitehall）。他日常居家阅读、写作，接待来访宾客，周日则应邀前往附近教堂布道，偶尔也会在友人陪同下，外出参观考察耶鲁、哈佛、威廉和玛丽学院等高等学府，并在课程设置、图书采购以及教学管理方面提出建议和意见。照传记作家卢斯（Arthur Aston Luce）的说法，贝克莱布道的最大特点是感情真挚，直击人心，而且由于是全程脱稿演讲，现场极具震撼力。日后根据贝克莱笔记整理出版的布道文集，“文笔清晰，表明其背后思想清晰”（叶芝语），无愧于当世散文大师（与艾迪生齐名）之美誉。

贝克莱及其艺术家友人的到来极大提升了纽波特（乃至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知识和文化生活水平。在所有朋友中，与贝克莱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纽黑文圣公会牧师塞缪尔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1696-1772）。这位美国启蒙时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和历史学家兼任耶鲁神学教授——正是在他的引荐下，贝克莱有了更多机会直接参与殖民地各项文教事业，也稍稍弥补了他的“百慕大计划”破产之遗憾。他们二人联手发起成立了美洲殖民地首个非正式学术俱乐部，号称“哲学学会”（后改名为雅典娜神庙学会），所讨论议题并不限于宗教、哲学范围，许多时候也会旁及时政和经济问题，对于殖民地启蒙思想的传播助益良多——十余年后，富兰克林受此启发，于费城创建“美洲哲学会”（并在此基础上兴办费城学院，即宾夕法尼亚大学前身）。贝克莱对殖民地教育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富兰克林的教育愿景与贝克莱的教育愿景颇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认为教育是殖民地福祉的核心，但二人的核心理念亦有显著差异。贝克莱以宗教情感和美德教化为旨归，更注重传统人文课程设置（如神学、逻辑、音乐、美术），而富兰克林的非宗派（nonsectarian）教育更注重实用性——他视费城学院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学生及家长将学费/资金带入宾夕法尼亚，拉动内需，学生毕业后大多选择在当地就业，则可以进一步改善其经济结构）。在这一思想主导下，富兰克林主张开设的多为航海、制图、机械、工程制造等理工科目。出于对约翰逊博士的敬重，富兰克林开出一百英镑/年的高薪，拟聘他至费城学院任教，遭后者婉拒。其时，约翰逊博士受贝克莱精神感召，正四处奔走，筹建纽约的国王学院（选址采纳了贝克莱的建议）。贝克莱返回英国二十年后，国王学院落成（后更名为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逊博士出任首任校长。

约翰逊博士以贝克莱门徒自居，对贝克莱的唯心主义哲学学说尤为推崇。日后由富兰克林出版的《哲学基本原理》（Elementa Philosophica）是新大陆首部自成体系的形而上学著作，约翰逊博士将它题献给贝克莱，以示崇敬。同样对贝克莱表达敬仰之情的是另一位耶鲁校友、“大觉醒运动”领袖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牧师——在这位宗教神学家早年的笔记中，贝克莱式的隽语比比皆是，诸如“物体本身不存在”；“一切存在都是精神的；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观念的”；“宇宙只存在于神圣的心灵中”——爱德华兹后出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贝克莱的思想学说及教育理念在殖民地进一步得到推广。照教会人士的记载，在宗教复兴运动的鼎盛时期，“在我们日常礼拜的小教堂里，有两扇窗户总是映入会众的眼帘，一扇窗户上镌刻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名字，另一扇窗户上镌刻的则是乔治贝克莱”。

听从约翰逊博士建议，贝克莱在耶鲁设立奖学金（此举为殖民地首创），而历年获此殊荣者皆为一时翘楚——比如1803年贝克莱奖学金获得者是爱德华兹的外孙、后出任耶鲁大学校长的蒂莫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t）。美国建国后，在贝克莱对话体哲学著作《阿尔西弗朗》（Alciphron）重版之际，德怀特在“序言”中坦承，贝克莱“可以被视为一个宝库，许多后来的作家都从中汲取素材和论据”。德怀特此言并非溢美之词：据统计，经过富兰克林、约翰逊博士以及爱德华兹牧师等人的不懈努力，在1743至1776年间，贝克莱的思想学说[包括他的“被动服从”（passive obedience）理论]被传授给绝大多数在校的美国大学生。鉴于“独立宣言”签署者中高学历（大学毕业）占比多达半数以上，由此不难看出，贝克莱的思想也间接成为了美国立国之本——从一定程度上说，日后的“美国天命论”（Manifest Destiny）不过是贝克莱“通往西部的帝国之路”预言之翻版，西进运动亦只是贝克莱美国梦的具象化表达。美国学者麦高恩（William H. McGowan）将贝克莱的哲学著作誉为“美国思想的独立宣言”，道理或正在于此。

1731年，经过近三年的漫长等待，贝克莱终于收到英国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的明确答复——“……如果我的老友贝克莱询问，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他，钱永远也不会到”——在效用原则至上的沃波尔看来，贝克莱的美国梦极富浪漫色彩，但成功机遇渺茫，相比而言，还是佐治亚殖民地方案更为实惠。贝克莱无奈，只能收拾行装踏上返程之旅。临行前，他将自己的房产、家具和大部分书籍赠予耶鲁大学；一部分书籍，尤其是一些拉丁文重要典籍，赠送哈佛大学；此外，他还将一架大型管风琴馈赠纽波特三一教堂。上述资产价格总计约三千英镑，这笔可观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显著推动了当地教育和宗教事业的发展。

返回英国不久，贝克莱被擢升为爱尔兰克洛因（Cloyne）教区主教。1740年代，爱尔兰遭遇饥荒，贝克莱一方面主动捐献家产赈济受难百姓，一方面兴办纺纱厂，为当地民众提供就业机会，并为无家可归的孩童创建“儿童之家”。大饥荒过后，大瘟疫继起，恶性痢疾肆虐爱尔兰全境。贝克莱利用他从美国土著居民那里学来的方法，用树脂和冷水按比例混合，制作出一种据说能“包治百病的焦油水（tar water）”，挽救了无数生命，被尊称为“善良的主教”。在将满腔热忱和绝大部分精力投身于慈善事业的同时，贝克莱对殖民地教育事业仍念兹在兹。从他返国到病逝二十年间，他向耶鲁捐赠了大量文史哲典籍及神学著作——这是耶鲁大学历史上最重要的捐赠之一——它使得耶鲁图书馆的藏书量翻了一番，足以与其他任何一所名校相抗衡。日后耶鲁大学的神学院以贝克莱命名，加州伯克利大学也以这位爱尔兰哲学家命名，正是为表彰和纪念这位美洲殖民地教育“先知”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乔治贝克莱在美国》

照美国历史学家高斯塔德（Edwin S. Gaustad）在《乔治贝克莱在美国》一书中的观点，贝克莱的“百慕大计划”犹如唐吉诃德之冒险，在现实中的确很难取得成功，但正如贝克莱在致约翰逊博士书信中所言，哪怕飞蛾扑火，“谁知道灰烬中还会残留下什么样的火花”——后来约翰逊博士将这封书信转寄正着手创办费城学院的富兰克林，其中的箴言也成为富兰克林奉持终生的座右铭：“学院从小规模开始，通过后来的遗赠和捐助而发展壮大。一件小事就足以让一个人开始，而一旦做好了这件事，毫无疑问它就会持续蓬勃发展。”爱默生在评价杰弗逊草创弗吉尼亚大学的卓著功勋时有言，一所大学，“无非是一个人拉长的身影（lengthened shadow）”，倘若换个角度看，整个美国高等教育，未尝不可视作贝克莱“拉长的身影”。像一个多世纪后的马克思一样，贝克莱深知，哲学家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自古及今，实现梦想的途径从来不是浮夸矫饰的空洞言辞，而是注重涓埃之功的切实行动。这也是时隔三百年后，重新审视贝克莱的美国梦带给我们的启迪和思考。